一個快遞，一分鐘，一句話，一頓打

　　收件人的第一腳，踢在了快遞員李玉賀的肚子上。

　　李玉賀站不穩當，從四樓的臺階，向著三樓半平臺處跌了下去。他伸手拽住了右邊的樓梯扶手，后腰不知在哪里撞了一下，撞得生疼。

　　沒等他扶穩，收件人追了過來，站在高處的臺階上接連兩腳，踢中了李玉賀左側肩頸部，離后腦勺很近的位置。

　　最后一腳踢在李玉賀的胸口，把他徹底踢蒙了。他開始胡亂揮拳，“不知道打中了對方哪里”。

　　“不要打了，快遞給你，我要走！”李玉賀覺得暈，在臺階上坐了下來。

　　“你剛才說話不是挺橫么，咱們去樓下再去打。”對方過來拽他的胳膊。

　　“我非常難受，你別動我。” 李玉賀一邊掙扎一邊喊。他報了警。

　　兩人最終都被帶到了北京市朝陽區高碑店派出所。坐在派出所里，李玉賀覺得四肢乏力，渾身“使不上勁兒”。他開始抽搐。

　　警察將他送到了民航總醫院，第二天，又轉診到北京市朝陽急診搶救中心。第一次查體時，他的體溫36.5攝氏度，每分鐘呼吸20次、脈搏75次，肌力為0級。

　　0級就是肌肉癱瘓，無法收縮。他進了重癥監護病房，頸部以下只剩肩部三角肌能動。

　　快遞員夾著包裹向四樓走。爬到三樓半的時候，他看到收件人已經站在了門口，問他：“你剛才那句話什么意思？我憑什么等你？”

　　李玉賀今年21歲，老家是山東菏澤濟源縣。兩個月前，他來到北京，應聘到申通快遞公司，成了一名快遞員。

　　每天早上8點是廠區最熱鬧的時候。在通州的快遞包裹分揀中心，來自全國各地的包裹，搭乘著大車排著隊趕來。空曠的廠房迅速被這些包裹填滿，按照不同的區域分別放置，堆得像一座座小山。快遞員在這些包裹山中間穿行。

　　用申通快遞北京一個分支的負責人王林的話說，北京的各個分公司，“生存是很艱難的”。在北京市區租個門店，一年的房租就要二三十萬元，幾乎是其他省份同樣大小門店的10倍價格。每個片區一般有六七十名員工，最少也要三四十名。

　　李玉賀通常在8點半到達分揀中心，他所屬的十里堡片區在東五環附近。每一天，由他負責的包裹有150個左右。

　　“小李業務不錯。”十里堡片區的負責人楊銘說，“他剛來兩個月，就已經有自己的固定客戶了，在公司里人緣也挺好的。”

　　這個年輕人此前在農村種大蒜。經過老鄉的介紹，成為“快遞小哥”的一員。他和其他“小哥”一樣，睡著宿舍里上下鋪的鋼架床，開著載滿包裹的電動車，在北京這座巨大的都市中穿行。他成為電子商務網絡上不起眼卻又不可或缺的一個點，連接著賣家與買家。他們掌握用戶隱私，登門入戶。等待包裹上門的人，對他們感覺微妙。

　　興隆家園是李玉賀負責的小區。9月9日下午3點左右，李玉賀帶著包裹，來到了小區一棟居民樓樓下，按響了門鈴。

　　興隆家園小區緊挨著京通快速路，到了周末，這條路上時常堵成兩道車河。李玉賀要去的這座居民樓，是座老式的建筑，沒有電梯，六層高，單元門口的鐵門緊鎖著。樓道有些狹窄，電表箱上用記號筆雜七雜八地寫著小廣告。

　　包裹里裝著一雙童鞋。不到48個小時之前，這雙鞋從河南出發，裝袋掃描，搭上了飛往北京的飛機。9月9日早上6點14分左右，它抵達了申通公司十里堡分公司，8點半，它到了李玉賀手里。按照快遞公司的規定，如果沒有意外情況，李玉賀必須在這一天，把包裹送到客戶手里。

　　門鈴響了又響，無人應答。

　　李玉賀事后回憶，當時他給收件人打了電話。對方說，30分鐘后回來，讓他到時候再送。李玉賀決定，一邊等這人的電話，一邊先給其他人送包裹。大約40分鐘，他接到了那位客戶的電話。

　　“我就在附近，你在樓下等我1分鐘。”他急忙在電話里說，帶著包裹趕了回去。據李玉賀描述，他很快趕回剛才那座樓樓下，但是客戶并沒有在樓下等著他。他再次按響門鈴，在樓門對講機里忍不住抱怨起來：“你怎么就不能等我1分鐘？”

　　樓道的鐵門開了，快遞員夾著包裹向四樓走。爬到三樓半的時候，他看到收件人已經站在了門口。對方問：“你剛才那句話什么意思？我憑什么等你？”

　　真正的沖突，是在李玉賀要求對方出示證件之后。他提出要看證件才能簽收，但對方拒絕了。

　　楊銘經理解釋，根據快遞公司最新的規定，這種情況下，“不能把包裹交給客戶”。

　　李玉賀抱著包裹就要走，對方追過來，一拳打在了他的下巴上。

　　“要求我們提供美國式的服務，但是快遞費是越南式的”

　　躺在病房里的李玉賀，鼻子里插著管子，頸部墊著兩塊毛巾。回憶那個周六的下午時，他的嘴唇上，仍然留著那一拳打出來的傷口。

　　在上海打工的父親老李坐火車趕到了北京。父子倆在重癥監護室里見了面，每天只有5分鐘的說話時間。

　　“爸，我沒事，我讓人打了，我慢慢就會起來的。”父子倆一照面，李玉賀就安慰父親。

　　“沒事，現在醫學發達，沒有什么不能治的，咱們反正慢慢養吧。”老李也安慰兒子，“不能走路了，就躺著。”

　　朝陽急診搶救中心骨三科給出的初步診斷結果是：“頭頸部軟組織損傷，疑似頸脊髓損傷，限于急診搶救中心的檢測條件，建議去上一級醫院進行進一步檢查。住院治療之后，患者肌力從0級逐步恢復到了4級。”

　　4級，比當初令父子倆害怕的“0級”有了很大好轉。“現在感覺比剛開始進醫院的時候好多了，但是脖子還是有點疼，后腰部位有點疼。”李玉賀對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說。

　　打人者被處以“行政拘留七日并處罰款二百元”的行政處罰，從9月10日至17日，在朝陽區拘留所執行。

　　行政處罰決定書顯示，對方是安徽人，今年27歲，那個下午與21歲的山東人李玉賀“因瑣事”發生口角，“后將對方打傷”。

　　律師陪著老李去了幾趟派出所，警察告訴他，要等法醫的鑒定結果出來，才能確定是否要批準逮捕。

　　“打成這樣，說實話真不值。”另一位快遞員竇立國感慨，“其實就是人與人之間，因為語氣的原因，引發了這么一次沖突。”

　　在申通公司王林女士的手機里，存著好幾張快遞員被打之后的受案回執，案件都是9月發生的。“快遞員被打的事情真的很多。”她感慨。

　　今年7月28日，湖南株洲中通快遞快遞員郭君良遲到5分鐘，被收件人用太陽傘柄毆打又踹倒在地，送到醫院時大小便失禁，四肢軟組織挫傷。

　　8月15日，湖北武漢申通快遞員李師傅要求客戶寄件時實名登記，被一拳打碎了眼鏡，鏡片刮傷了眼角。

　　9月11日，山東濰坊申通快遞員小張由于把包裹放進了快遞柜，引起客戶不滿，被客戶舉著棍子追打，最終頭部受傷，縫了十幾針。

　　“頂多被客戶罵幾句，投訴你，也就是這樣了。”竇立國說，“一般都是因為，把快件丟了或者損壞了。現在國內快遞員不好干啊，要求我們提供美國式的服務，但是快遞費是越南式的。”據他了解，美國的快遞員，周末是不送件的。

　　王林把自己的日常工作比喻為“破案”。她遇見過一些收件人，明明包裹已經送到對方家里并由家人代收了，卻一口咬定沒有收到。還有些包裹，完完整整送到了，沒有破損，簽收了，但收件人一口咬定，里面東西少了，讓快遞公司賠錢。

　　“我還有好幾個‘案子’沒‘破’呢。”王女士飛快地說著，“警察執法都帶著執法記錄儀，我恨不得給我們的快遞員身上都帶上簽收記錄儀。”但她緊接著又說：“但這又有客戶要說隱私問題了。”

　　硬幣的另一面是快遞員被投訴甚至違法的行為。今年6月27日，北京市朝陽區管莊一位客戶在微博上爆料，由于包裹丟失，她投訴了申通快遞的一位快遞員，被對方報復。快遞員闖進她的家，用石塊擊打她的頭臉部。這位客戶最終起訴了快遞公司和快遞員，索賠72萬余元。而引發這一切的那個丟失的包裹，價值188元。

　　“投訴問題，是快遞行業的痛點了。”王女士說，“這是服務態度的反射，直指這個行業的服務水平低下。另外，這與公司管理的簡單粗暴也有關系。如果管理只是罰款，以罰代管，服務的質量就不會那么好，最終成了一個惡性循環。”她說，公司一個月的罰款，“最瘋狂”的時候，甚至上百萬元。

　　8月28日，朝陽區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那起快遞員入戶打人案。接受采訪時，申通快遞公司負責與媒體溝通的代表表示，申通公司“會承擔應該承擔的全部責任”。

　　不到半個月，李玉賀被打的事情發生了，同一位代表再次面對媒體，這一回，代表的是追責的一方。

　　雙方都氣鼓鼓的。快遞小哥報了警，客戶同樣拿起了手機，連著打出去三通電話，試圖投訴

　　面對著同事的手機鏡頭，李玉賀仔細回憶了一遍那天下午發生的一切。他記得自己一共挨了兩拳四腳。

　　狹窄的樓道里，快遞小哥和客戶對峙著。李玉賀身高177厘米，身材瘦削，而對方比他壯。

　　雙方都氣鼓鼓的。快遞小哥坐在臺階上，拿起手機報了警，客戶同樣拿起了手機，連著打出去三通電話，試圖投訴，但三個號碼都是錯誤的。

　　根據李玉賀所述，客戶最終放下了手機，過來勒住了他的脖子，把他朝著自己家門口拖。李玉賀開始掙扎，兩手揮舞，沖突進一步升了級。

　　事發后收件人被拘留，期滿后，記者實地拜訪及打電話均無法與對方取得聯系。李玉賀對沖突過程的描述，暫時未得到收件人的回應。

　　老李說，如果能見到打人者，他最想問的一句話是：“為什么下那么狠的手？不就是一個快遞晚了幾分鐘嗎？”李玉賀是長子，他的弟弟還在上小學。

　　李玉賀有個3歲的兒子，今年夏天又添了個女兒，現在才兩個多月。“要想辦法賺錢，家里添人口了。”他對父親說。

　　7月30日，李玉賀坐著火車離開老家，來到北京。他用微信通知了在上海打工的父親。老李給他回了電話。

　　“北京車多、人多，我說你注意點。咱老百姓碰著人家豪車，咱得賠人家錢，碰著人，咱得給人家看病。咱又沒錢。”老李叮囑他。

　　父子倆很少通電話，兩個月里，也只用微信視頻聊了幾次。有幾回，天已經很晚了，老李下了班，估計兒子也該下班了，就發出了聊天請求。

　　“還在派件兒呢。”鏡頭對面，兒子總是匆匆忙忙地說。

　　老李也在北京干過快遞，他記不清具體年份，只記得是“10來年前”。“同城速遞，在東城郵局那兒干過。”那時候，每天早上天不亮，他就騎著車，從清河一直騎到鼓樓外大街東城郵局。從郵局一直到西郊機場，北三環的路上中國人民大學、北京師范大學幾所高校，“都是我的事”。他從早忙到晚，送完包裹，還要騎著自行車回到清河。一天算下來，能掙70多元。

　　那時，網絡購物的熱潮剛剛興起，包裹還沒有現在這么多，但老李忙起來依然會顧不上吃飯，常常隨便在路邊買個面餅墊一口。

　　他只干了一個冬天，就離開了北京。去年，老家的大蒜賣得早了，只賣出三四萬元，他又跟著村里的包工隊去上海賺錢。

　　這位43歲的中年人過去沒想到，自己的兒子會來到他當初送快遞的城市，送起了快遞。

　　李玉賀的微信朋友圈里，最新的一條是8月22日發的：“晚上4點給我打電話，我是送快遞的不是‘三陪’，腦子有病吧。”配著三個大哭的表情。

　　如今他躺在病床上，一邊進行康復訓練，一邊承認，如果再讓他回到挨打的那一天，他肯定“不會那么沖動了”。

　　公司為他墊付了醫藥費，幫他請了律師，打算向那位收件人索賠。

　　他躺在醫院的時候，屬于他的第一筆快遞員工資剛剛下發：4000多元，遠遠不夠這次的醫藥費。